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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利与康定斯基 ——包豪斯的教学及其方法
时间:2017-07-26 16:1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作者:邱平

保罗·克利和康定斯基同为包豪斯的骨干,他们的绘画都远离学院范式,也都因此成就盛名。在包豪斯,他们将个人的观念融入学校的教学体系之中。保罗·克利和康定斯基在包豪斯均担任基础课程导师,名为“自由绘画课堂”的基础课始于1928年,这些课程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同时也是学生进入工作室学习的准备阶段。

虽然二人彼此熟悉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们的教学在很多方面还是不同的:康定斯基喜欢讲授抽象符号,而克利所教授的形式更为形象。

先来说保罗·克利。

保罗·克利

与康定斯基不同的是,保罗·克利在就任魏玛包豪斯形式导师之前已经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这体现在他的教学风格上。据说他在第一次上课时就能抓住学生的胃口,当他一边讲一边走到教室后面回头望去,不会看到有学生在说悄悄话或画画什么的。虽然他算不上什么天才演说家,但却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教师,很多学生和教师反映是他的个性和艺术让他魅力四射。保罗·克利的教学风格颇为矜持,这也许和他喜好沉思的特质有关,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教师。

在康定斯基看来,保罗·克利的这种人格魅力是吸引到包豪斯学生的主要因素,他的教学经验使得学生更加关注他这个人(带有某种盲目性),而不是他所讲的有关艺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保罗·克利为包豪斯开启了健康而充实的学术气氛,但他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一个鲜明的纯粹的人。包豪斯学生克里斯多夫·海尔特尔(Chirstof Hertel)赞扬保罗·克利是一个“让虚拟变为真实,让感性变为理性的”人。保罗·克利喜欢介绍各种有生命力的形式构成,但必须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教科书上的案例也应该能够给予理性的解读,他所谓“通往未来的道路”就基于这样的理念。他明确了一些基础性的原则,让设计得以自觉并贴近生活,这都铸就了他的先锋地位。

1921年夏天是保罗·克利在包豪斯任教的首个学期,他开设了一门创作实践课。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这门课:“今天我上了第一节课,感觉很是特别,我花了两个小时和学生自由地交谈。我以数幅瓦腾福尔(Watenphul)、诺依曼小姐(Fräulein Neumann)等人的油画和水彩画展开讨论”,接着拿出十幅我自己的水彩画,从形式要素和组合关联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深入的讨论,以这种方法展开教学的优势就是可以让保罗·克利将教学和自己的作品联系起来。而在1921年11月,也就是他执教的第二个学期,保罗·克利推出了他的形式理论课,为这门课他做出了精心的准备。在学校他还与康定斯基一起担任色彩学课程的教学,再加上在魏玛开设的“分析绘图”课程和在德绍开设的“抽象形式元素”课程,与伊顿、阿尔珀斯和纳吉的初级课程共同构成了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这些理论课程为工作室中的高级课程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因为在工作室中学生们只能接受到设计与建筑的实践教学。虽然整个课程计划并不是围绕着艺术理论而展开的,保罗·克利在包豪斯的角色还是将自己在绘画方面的创作经验引入到设计教学中来。他试图以他自己的艺术为基础全面地总结出一套有用的设计法则,并在课堂上将这些形式理论讲授给学生以支撑他们在工作室中的实践学习。他不断强调理论是艺术创作的工具,但艺术家却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保罗·克利的课程其实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每周切换一次。每次学生做完练习,他都要在下次课进行讨论并给出有益的批评。每次评论之前保罗·克利都努力尝试理解学生们的意图,然后给出简要的建议并鼓励学生们将想法深入下去。在他的课上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正确”方案,保罗·克利总是说:“这只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我会采用它”,以此鞭策自己的学生。

除了形式和设计课程之外,保罗·克利还在晚间开设了裸体绘画课程,作为必修的基础课,这门课在1923到1929年间持续了数个学期。1921年夏天保罗·克利由形式导师调任至装订工作室,而1922年该工作室关闭之后他又被调到了金工工作室,一个学期之后又来到玻璃画工作室,这时已经是1922至1923学年的冬天。

这种理论教学和工作室教学判然相别的双轨制教学在德绍时期遭到废止,这使得保罗·克利的构成理论课程(始于1925至1926学年)只持续了三个学期。接着作为编制工作室负责人的格奥尔格·穆赫(Georg Muche)离开了包豪斯,于是保罗·克利就在1927学年的夏天接任了编织设计的课程,与此同时他其实仍旧在1927至1928学年冬季、1928学年夏季和1928至1929学年冬季担任四年级学生的形式理论课程。雕塑和绘画的自由创作讨论班也仍旧出现在1926至1927年冬季的课程表上,这很有可能类似于克利和康定斯基最初于1927至1928学年开设的自由绘画课程。在他于1928至1929学年冬季的课程表上,他还担任每周二下午的绘画课(Malkl)和每周五上午的艺术创作课。

教授裸体绘画的三年(1927年-1930年)对于保罗·克利来说是压力非常大的三年,那些符合他研究兴趣的课程最终还是被裁撤了,1931年4月他选择离开,并接受了一份来自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新聘书。

保罗·克利在他的教学中最重视的就是将图像是如何构造的经过传达给学生们。从1923年开始,他设置了一门名为“图像构造理论”(而不是“图像形式理论”)的课程。他在教学笔记中解释了这一变化:“构造的理论强调的是引致最终形式的途径”。Gestaltung这个词的词尾就充分地彰显了这一含义。“形式理论”(Formlehre)这样的表达不能反映初始状态和引致形式的途径,而Formunglehre这种表达又太古怪了。只有Gestaltung这个词能够涵盖“基础的、初始的状态”这样的含义,因此理所应当被优先选取。

在1924年1月的一堂课上,他以一句简要的话总结了他的“创意基础理论”,就是“构造优于形式。因为形式是结果,是死的,而构造是运动的,具有生命力的。”构造形式的流程必须尽可能地鲜活可见。为了说明图像方法和要素的生命力,保罗·克利在最初任教的几年中反复借助自然界中具体的案例。他在课堂上从应用的角度对设计的过程进行剖析,并力图道出以来直觉的艺术创作活动与严密的科学活动的异同。(如下图)

本文章来自中国美术报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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